产业生鲜 | 与其被动不如主动变革，大型公立研究机构如何升级转型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研发客 Author 研发客 毛冬蕾
2020年正值国家“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十三五”的目标之一是建立获得国际认可的新药临床研究技术平台，这对各大临床试验机构提出了新要求，目前全国已有69个GCP平台获得重大专项支持。面对蓬勃的创新药开发需求，大型公立医院临床研究机构如何升级转型、变革求新，小二带来研发客的一篇分享。
近日，在中国药学会主办的“GCP示范平台建设与生物医药创新发展论坛”上，当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药物临床试验机构办公室主任许重远教授向与会专家提出“您心中理想的临床试验机构是怎样的？”这一问题时，来自北京、上海、江苏、浙江、湖南、广东、青岛、天津、郑州等临床研究机构办公室负责人发出了上述的呼声。
“希望为申办方提供专业服务，成为研究型医院。”
“希望机构办事效率提高，人员水平提升，建立系统、顺畅的临床试验流程。”
“希望临床研究从业者有理想的职业晋升通道。”
“希望多参与本土创新药的临床试验和高水平的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推进创新药开发。”
许重远教授提出，此次大会旨在助力各个平台加快发展，更好地服务于当下不断涌现的创新药临床试验。与会临床研究机构负责人也纷纷表示，他们正加大平台建设力度，为促进国家药物临床试验的发展提供技术服务，严把试验质量和保护受试者权益，同时让临床试验项目高效率和高质量的运行。
“机构办老马“何去何从？
在中国临床试验发展历程中，有一个立下了汗马功劳的重要组织——机构办公室，但他们却未得到足够的重视。随着临床试验机构认证制度改为备案制，及商业化的民营医院临床研究中心涌现，“中国的GCP机构办公室这匹老马显得有些疲惫，未来何去何从？”许重远在报告里这样发问。
“当创新药上市那一刻，所有镁光灯都聚焦在企业家、科学家、主要研究者、审评机构和投资人身上，有一群默默的配角，那就是临床试验机构管理者。我们搭建平台，让主角们唱好戏。”许重远说，临床试验机构办公室经过多年发展亟待升级，包括中心随访、研究病房的建设，实现中心实体化运行。
然而，尚有不少临床研究机构办尚未找到自己的方向。由于职能不清，许多机构办在当下创新药快速发展的形势下，已不能满足高效运作的要求。此外，医院对机构办的责任定位、绩效评价、奖惩关联都需要进一步明确。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的曹玉主任认为，临床研究各方现有管理和合作模式仍存在影响加速新药研发的因素，主要体现在医院、药企信息不对称；第二，由于申办方及伦理与机构之间的沟通效率低下，远落后于医疗信息化。
研究机构获供给侧改革动力
正因为过去公立医院临床研究机构存在不太令人满意的现状，近年来，国家也大力出台鼓励政策。曹玉说，2015年临床试验数据核查“风暴” 拉开了新药研发的改革序幕，各项政策利好推动了境内外创新药临床试验的飞速增长——2019年新登记数量达到2286个，创新药研发的临床I-III期数量处于加速增长，2017-2019年合计数量分别为744(129)938(194)/1195(257)个。而分级诊疗逐渐落地，患者将更多首现于基层医院，对临床试验执行将有很大意义上的变革。
2019年国家卫健委下发了《新药专项示范性药物临床评价技术平台建设课题工作要求》，规定医疗机构要建立独立的药物临床试验管理部门，作为一级科室统一管理医院所有药物临床试验。
此外，该规定还对人员配置、软硬件设施、全流程管理的标准操作程序、从业人员考核和晋升等激励机制和承接试验数量作了规定，北京、上海、广东在此大背景下，都纷纷出台行动计划。
2019年11月，国家药监局发出做好药物临床试验机构备案工作的通知，这意味着实行了30多年的认定制度退出历史舞台，释放了大量的机构和民间资源。截至2020年9月1日，完成备案的临床试验机构达到648家，其中广东省实施备案制度的机构数量最多，达到62家，其次是北京、上海市和河南省。
曹玉说，大政之下，机构办具有供给侧改革的动力，开始注重高品质，关注效率、口碑与品牌，项目启动速度明显加快。
据艾昆纬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的吴维娟老师介绍，在与艾昆纬近三年的合作中，全国启动效率排名前20的GCP中心里，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大连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分别位居前三位 。
因此，临床试验机构在机构备案制落地后供大于求的新时代如何保持自身竞争力？曹玉说：“与其被动，不如主动变革并拥抱中国临床试验新时代。”
优化流程，勇于先试先行
全国不少机构纷纷开始优化流程。据艾昆纬的数据显示，优化流程以后，机构办立项、遗传办申请以及各种合同的研判和签署从过去的串联改为并行实施，极大缩短了项目在机构的启动时间。
而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药物临床试验机构显然是这场变革中的先行者。早在2011年，南方医院国家药物临床试验机构共同签约成立了穗港合作的南方医院药物临床研究合作中心，打造中心化一站式。许主任曾多次参观香港大学玛丽医院临床研究中心，特别欣赏那里包括CRO、SMO、培训和I期实验室的体系——“有完整专业的团队，包括研究医生、药师、护士、统计、数据管理等，而我们国内有超过50人的专职临床研究团队非常少。”其类似于公司的组织架构也是许主任期盼借鉴的。
就在此次大会召开的前一天，南方医院重新装修一新的临床研究中心（下称南方医院GCP中心）启动，该中心实现场地一体化，总面积约2100平方米，实现临床试验项目从受试者招募、筛选、入组、随访、住院观察、样本采集处理、试验药物、档案等环节的中心化运行。
除了场地的支持，南方医院GCP中心最突出的变革是建立了对PI的绩效考核机制，大幅提高研究者费，减少旁路分流分支，“如果PI工作了一天就知道能获得多少酬劳，且能在当月拿到，其积极性会大大增强。”许重远说。
《新药专项示范性药物临床评价技术平台建设课题工作要求》规定了医院要制定绩效和薪酬评发制度，而从业人员的收入不得低于医院临床科室同样职称事业编制职工平均水平，这一规定极大促进了药物临床试验从业者的积极性。
当在加大对PI考核的同时，南方医院GCP中心对PI的管理也更加严格，如建立诚信档案，过往完成过什么试验，手里有多少病人，让申办方一目了然。“从管机构到管个人，灵活按照公司化运作，同时不失公立医院对临床试验专业的管理和技术服务兼具的特色。”许主任说。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则明确了中心定位和职责，强化中心的监管与服务，简化全流程，建立试验研究质量控制与保证（QA/QC）体系，GCP技术方法学培训体系，试验药品/器械、档案管理和风险控制管理体系。
最重要的是“服务意识的转变。”曹玉说，“乐于参与、主动展示、精耕细作、项目运营”，让临床研究中心成为研究型医院战略中的一个重要支撑点。
帮助新药上市真实、完整、规范的临床试验数据验证；帮助研究者的医生转换研究者角色，鼓励开展高质量的临床研究；通过机构内部质控体系弥补申办方的不足，最大限度保护受试者的安全和权益。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的李华芳教授在线介绍了精神药物GCP示范性平台的发展历程，从1998年成为首批国家药品临床研究基地，编撰《精神药物临床研究常用量表》到2018年得到“十三五”的支持，成为唯一连续三次获得国家重大新药创制专项资助的精神药物GCP示范平台，全国医院排名第四，建立了国际标准的精神卫生伦理审查规范，搭建了精神药物临床试验协作网。“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的领导始终支持GCP发展，在政策、人才、资金配套等多方面予以优先考虑；同时赋能生物医药研发，促进了创新企业进步。”李华芳教授说。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机构办主任李苏教授介绍了中山肿瘤医院的GCP平台建设情况。该中心在院领导的推进下，力争建设世界最大规模符合ICH-GCP的肿瘤中心。该中心定位为监管、服务、支撑和协调四大功能，建立了一体化的新药和IIT项目管理流程，吸引更多的国内创新企业的药物试验。例如，该院徐瑞华教授主持了国产第一个PD-1单抗特瑞普利I期试验，牵头替雷利珠的全球治疗胃癌的临床试验。张力教授将IIT项目阿帕替尼+吉非替尼治疗非小细胞肺癌转化为注册研究。
2016-2019年，中肿共承接I期项目82项，组长单位项目62项，2019年I-III期每一个阶段试验项目都接近40项，80%的III期试验为国内企业的项目，李苏教授说：“中肿对于本土企业的创新药项目情有独钟，真心希望能多帮助他们走向创新。”
2019年中国批准上市的25个肿瘤药物中，中肿参加了9个。李苏教授说，这离不开中心多年来修炼的“内功”。特别令同行羡慕的是医院对临床研究从业人员绩效考核的重视，例如肿瘤内科、血液科根据试验病例数进行绩效核算，入试验的绩效是普通化疗病人的1.8倍，I期病房医务人员绩效等同ICU等等。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的曹国英主任介绍了该医院的工作，在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的主导下，该院起草了多项抗菌药物临床研究行业标准，并在全国实施，药审中心评价认为：这些指导原则立足于我国抗菌药物的研发与评价，借鉴了国际技术标准，构建了我国整体创新药物研发与评价指导体系，对促进研发与科学监管发挥了积极作用。该机构在2017-2019年承接了1类新药I期临床试验工36项，参加国际多中心项目共26项，牵头国内多中心35项。
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申屠建中教授曾担任机构管理工作，现在他把更多精力放在创新药临床试验方案设计和操作上。他认为，临床研究从业人员要加强对新药、新疗法和新技术的学习。
转型升级难点和新格局
不过，许主任也坦承，全国各大临床研究机构在升级过程中，也存在不少难点。例如，医院能否提供足够的场地形成一体化中心运行模式，专职职业化人员是否足额配套，医院能否后续持续给予经费与成本核算上的扶持，最重要的是，是否有公平合理的绩效考核。
谈到民间资本投资建设的民营医院新形态，与会专家表示，这在美国和日本非常普遍，临床试验需要百花齐放，包括社区小医院未来也能开展单病种临床试验。而公立临床研究机构经过30年与药监局、申办方、CRO的合作，产出了大量新药临床研究成果，且大型公立医院专科覆盖面广、病人资源充足形成了优秀的PI团队，他们为中国创新药的发展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且大型公立医院专科覆盖面广、病人资源充足。因此，传统临床研究机构仍有民营临床研机构难以在短时间超越的优势。
谈到未来新的格局，许主任提到，“在区域已具有龙头地位的高水平临床研究中心应朝着研究型医院的目标发展。新的基层医院GCP中心以参与为主，形成差异化协同发展。公立医院要抓住改革机遇，探索更灵活的运行机制，建设院中院GCP平台作为医院新的发展方向和增长点。”
针对此话题，北医三院药物临床研究机构主任李海燕教授曾提出，只要不忘初心，以患者为中心，把住临床试验质量关，为研究者、申办方提供好技术服务，临床研究定能蓬勃发展。